傷城

廉德瑰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副主任
　　中日兩國對地緣政治的理解各有不同，對權力轉移的理解存在差異，在戰略文化上存在認知反差。
　　中日兩國同為東亞地區重要國家，當然也是兩個最大國家，兩國的合作對於該地區的穩定與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。但是，近年來，兩國關係並不順利，特別是由於釣魚島問題陷入僵局之後，兩國關係出現緊張局面，嚴重影響了東亞地區的局勢，也大大降低了兩國作為地區主要國家發揮領導作用的可能性。中日兩國出現摩擦的深層次原因是兩國之間缺乏互信，尤其是兩國精英對地緣政治的理解、權力轉移的判斷以及戰略文化的思考南轅北轍，導致了兩國互相認知出現了差異，甚至時常劍拔弩張。
　　首先，兩國對地緣政治的理解各有不同。
　　中日兩國同處歐亞大陸的東端，中國被歐美海洋國家視為傳統的大陸國家，中國的崛起無疑是作為一個大陸國家的崛起，特別是如果中國與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國家俄羅斯結成聯盟，將是海洋國家的噩夢。所以，西方國家主張必須遏制這種趨勢的蔓延，這構成了西方國家（或者叫“海洋國家”），特別是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基本動機。
　　日本在戰前推行軍國主義政策，把中國大陸作為主要侵略目標，推行擴張主義的大陸政策，被歐美海洋國家視為“黃禍”的根源，日本的侵略遭到了可恥的失敗。戰後日本，改弦更張，親美派占據政治主導地位，推行“向美一邊倒”政策，自認為是海洋國家，並利用日美同盟遏制中國。政治家吉田茂主張對美協調，奠定了戰後日本追隨美國的政策基礎，其理論根據就是日本作為一個島國，也是海洋國家，不能與歐美海洋國家為敵。吉田茂批評戰前軍國主義的大陸政策，認為當時的日本與德意法西斯國家結盟是誤導了國家，日本應該與英美等海洋國家站在一起。
　　日本多數精英認為，中國是典型的大陸國家，中國的崛起就是大陸國家的崛起，勢必造成對海洋國家的威脅，戰後日本既然與歐美國家站在一起，就必然要遏制大陸中國的崛起。特別是日本作為大陸邊緣的國家，面對強大的中國，缺乏安全感，所以，從戰略上必然敵視和防範中國。日本的這種地緣政治思維，即使在冷戰結束之後，都沒有根本改變。
　　第二，兩國對權力轉移的理解存在差異。
　　崛起的中國成了全球霸權國家美國的最大競爭對手，權力的轉移成為必然的趨勢，中美關係是當今權力轉移的焦點。而在這種轉移過程中，東亞地區是其第一層次，中國首先要超過日本，然後再超過美國；中國首先要成為地區大國，然後再成為全球大國。於是，日本成了中國崛起的首要障礙，儘管目前中國還不能算是全面超過日本，但是在不遠的將來把日本甩在後面已是不爭的事實。這種趨勢迫使日本面臨著繼續追隨美國還是改換門庭向中國讓步，亦或是在中美之間尋找平衡的戰略選擇。儘管日本圍繞這個重大問題還在思考，還在猶豫，還在爭論，但是安倍代表的一派政治勢力選擇了繼續追隨美國的戰略。於是，在由於中國的崛起而引起的權力轉移的歷史過程中，日本繼續選擇美國作為戰略伙伴，並把中國的崛起視為威脅，這種基本態勢影響了東亞政治格局的走向，而這種走向也構成了中日兩國結構性矛盾的根源。日本不能正確對待權力轉移的歷史趨勢，試圖逆歷史潮流而動，必然不相信中國提倡的和平、合作、發展、共贏的新理念，這是中日對立的深層次原因。
　　第三，兩國在戰略文化上存在認知反差。
　　這一點可以用“上下”、“左右”、“東西”、“南北”來概括。“上下”是指歷史上中國作為朝貢體制的中心，認為日本是下位國家；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，通過富國強兵，成為列強之一，逐漸產生了“一等國家”的意識，日本這種對中國的優越感至今並沒有因為中國的崛起有所改變。於是在東亞地區誰是老大的問題，就成了兩國暗中較量的內在原因。“左右”是指意識形態對立，戰後以來，中國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，而日本則被“編入”資本主義陣營，成為冷戰格局中與中國對立陣營的一員。“東西”是指文化的歸屬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形成了“西方國家”意識，“脫亞入歐”，自認是準“西方國家”。而中國則始終堅持自己是東方國家，繼承傳統，強調“中國特色”，對日本人的價值觀優越感特別反感。“南北”是指貧富意識，日本給自己的定位是“先進國家”，長期以來把中國視為發展“途上國”。但是，當2010年，中國的GDP超過日本之後，他們不知道如何與一個成了“發達國家”的中國打交道，日本人很不適應，也很不服氣。
　　那麼，如何剋服上述認知困境，走出中日關係的迷途呢？筆者認為，目前兩國急需建構戰略與利益上的共識，剋服認知上的矛盾，尋找雙贏的途徑，避免雙輸的結局。第一，要戰略創新，因為在“全球化”的時代，經濟互相滲透，早已改變了政治的運作方式，也改變了傳統的權力觀和利益觀。第二，要放棄成見，時代在變化，國家也在變化，人們的思維方式也在變化，中日要現實地看待對方，而不是帶著有色眼鏡。第三，要調整心態，中國要看到自己還處於“初級階段”，切忌浮躁；日本也要調整心態，善意看待中國的發展與變化。第四，要構建共識，剋服一時一地的利益追求，構建東亞發展的共同戰略，切記“和則兩利，鬥則俱損”。
　　(本文系作者11月23日在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第23屆國際學術研討會“冷戰後日本政治、經濟、社會體系的變容及其對中日關係的影響”上的發言，有刪節，經作者審訂，題目為編者所加。）
　　目前兩國急需建構戰略與利益上的共識，剋服認知上的矛盾，尋找雙贏的途徑，避免雙輸的結局。　　（原標題：中日應剋服三大戰略認知差異）